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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M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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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feb 2016
本地薑年青鋼琴家 黃家正

本地薑年青鋼琴家 黃家正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黃家正(K)

整理:李志鵬

 

 

2009年第46屆金馬奬中,香港紀錄片《音樂人生》在獲得最佳剪接、最佳音效以及最佳紀錄片共三個獎項。而電影的主角就是香港音樂家黃家正,電影記錄了他在捷克表演的過程,以及其後六年的成長歷程。他11歲便獲邀以獨奏家身份遠赴捷克錄製唱片,也曾在歐美、東南亞和中國內地演出,更被冠上「神童」的稱號。

 

2008年,家正遠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音樂,並在2013年完成深造課程,並取得表演證書。期間,他出席了各大音樂節,包括韋比爾音樂學院音樂節及德州鋼琴音樂節,接受不少大師的指導。隨後,他與幾位朋友創辦音樂教室,取名為Music Lab。另外,他於今年二至三月舉辦首屆Music Lab本地薑音樂節,希望能將更多資源和焦點投放在本地音樂家身上,同時,鼓勵本地樂迷認識本地音樂家,打破他們對本地音樂家的想像。因此,他對古典音樂在香港的發展,自然有一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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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音樂人生》早在2002年便開始拍攝,當時甚麼原因驅使你参與其中呢?

K:我11歲時有一個機會到捷克表演,當時導演希望在過程中拍攝一些片段,之後我們有數年沒有見面。在我中六的時候,張導演得到台灣方面的資助,並將此剪輯成一齣紀錄片,電影在百老匯上映,並在台灣金馬奬奪得奬項。這是一個偶然機會,我也沒有預計到這結果。

 

S:你曾到不同地方演出和交流,相比之下,香港的音樂氣氛如何呢?

K:香港無論是音樂或是其他領域都學渴求國際交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沒有很強的傳統。古典音樂在香港的歷史少於100年,近幾十年才有中產學生才開始學習。我的老師一輩為例,他們都是師承一些殖民地官員的太太,當可有所成時,他們更要到歐美國家觀摩。當地古典音樂的發展歷史悠久,對音樂的認識、文化、環境和氣氛都比香港豐富。他們在學成後又回到香港,並教授下一代的學生。這樣古典音樂就在香港一代代地培育起來。同時,隨着媒體和錄音的引入,香港人對古典音樂的接觸也有所增加。近年,香港多了很多業餘、職業,甚至學生組成的樂團。

 

S:為何你會開設音樂教室,以及舉辦屬於本地的音樂節呢?

K:不少香港學生在外國完成學業後都計劃回港發展,但他們都對前路感迷惘,其中一個主要出路是教學,其他出路的選擇較少。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平台讓本地音樂家去演出和發揮才能。而本地成熟的團體無論從組織或是營銷策略上,他們都不傾向於採用本地樂手,因為本地樂手未必能吸引觀眾,所以他們不願承擔當中的風險。我們應依靠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強項,並透過機會和時間讓樂手去成長。在回港兩年半內,我都會讓自己不斷去表演和參與不同的項目,讓自己從中吸收經驗。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我們更有不同的渠道到外地交流,特別是歐美地區。平台最重要的作用是為本地樂手發聲,由此去渲染新一代的觀眾,並作為一個學習音樂的切入點,讓他們向着自己的道路向前。

 

S:有意見認為,香港的藝術文化教育落後,導致香港人對流行曲歌詞的認識多於樂曲,你同意嗎?

K:我認同,同時希望在未來有力量去為香港的藝術文化教育作出貢獻。廣東流行歌曲文字變化無限,但音樂方面卻停滯不前,其中可能作曲人因市場需要而創作。我以古典樂手的角度去聽廣東流行曲,便會覺得歌詞是廣東歌的特色,但音樂的演變已漸漸落後外國10-20年。現時的古典音樂源於歐美,但已成為世界性的音樂。難保一天香港的流行曲也可能成為國際性的音樂。當年的貝多芬,就如今天的陳奕迅一樣。雖然貝多芬時期所彈奏的貝多芬樂章與今天所彈奏的風格已大相逕庭。可是,現時流行曲面對着語言性的問題。正如很多人會聽古典音樂,但卻不會聽以德文演唱的歌曲。而鋼琴所彈奏的樂章沒有語言差別。

 

S:你在香港推廣古典音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K:向不同人士推廣是最大的問題,正如運作一個Facebook專頁,起初能列一些中堅分子的支持,之後若你願意花功夫支持者人數仍會上升。但若想爭取圈子以外的支持者時,這困難便會大大增加,這便需要有外展去吸引更多觀眾。在籌辦音樂節的過程中,有三個最基本的程序,除了場地和表演的樂手,最重要是吸引觀眾,雖然入座率不是一個音樂會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但我們也要在表演和入座率之間取得平衡。音樂會形式需創新,不能輕易被觀眾所預計,需具表演質素。另外營銷方面,即使門票已售馨,我們也要告訴社會音樂會的舉行,以及其帶出的訊息。音樂會不單是表演者在台上表演,同時,能將訊息帶到台下,以及社會。

 

 

 

S:不少學生在歐美國家畢業後,基於發展機會的考慮,都選擇留在當地發展。音樂界有類似的情況嗎?

K:外國大部份在選擇學習音樂時,都承受着一定的風險和感到迷惘,因為他們在畢業後難以找到工作,若希望到大學教席,這可謂是夢想之中的夢想,難以達成。而成為樂團樂手的競爭很大,幾乎二百人競爭一個職位。加上,有些地方音樂風氣不盛行,教學的收入也不高。相反,對音樂人而言,香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我有不少朋友即使在並非在大學主修音樂,但憑着教授鋼琴也能在香港置業。由於升學原因,香港小朋友都要學習各式各樣的技能以增加競爭力,而運動和音樂更是主流,於是這大大增加了對音樂老師的需求。面對香港極高的生活指數,以及現存組織和觀眾對本地樂手的輕視。不少樂手都會以教授音樂為生,而不去增長自己在音樂方面的造詣,長時間缺少練習也造成退步。

 

S:鄰近地區,古典音樂的發展情況怎樣呢?

K:日本、韓國和中國內地與香港學習古典音樂的風氣也不同。韓國學習古典音樂的人數不多,他們的民族性對表演的要求很高,擁有很好的師資,而且有制度去配合培訓人才,所有出色的學生都能進入韓國藝術綜合大學學習。日本的發展更早,他們早在50年代就開始發展,加上我外交官數量多,同時,他們也有很高的表演水平。而中國則是人海戰術,小朋友自五歲起便封閉式接受訓練,這自然令他們有所進步。新加坡也開始冒起,但其他東南亞的國家發展則滯後。

 

S:近年,中國內地也開始以不同形式推廣中樂,你認為這可行嗎?

K:現時,內地每個城市,如北京、廣州和上海等,也籌組自己的管弦樂團,因為古典音樂已由歐洲演變成世界性的音樂。中樂都是中國的古典音樂,更有着幾千年的歷史,但如何能成為一個全世界都欣賞的音樂文化,這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在推廣的過程之中,我們需要用其他方法將音樂介紹給現代的觀眾。我也在實驗不同的方法,例如表現的脈落和形式,但重要的是我不會改動歌曲的任何一個音符,以保存其藝術基礎以及核心的元素,正如我不會用電子琴去取代鋼琴一樣。

 

S:內地樂團數量增加,樂手北上發展是否已成為一個趨勢?

K:在過去十年間內地紛紛成立了不少樂團,提供了不少空缺,很多學習音樂的朋友到內地樂團工作。我有一個外國朋友自大學起便學習普通話,現時,他在南京一個樂團擔任樂手。深圳、廣州、上海和北京也興建了很好的音樂廳。最近香港管弦樂團也聘請了中國內地最出色的指揮擔任他們的客席指揮。這已變成互動的關係,而非香港單方面向內地輸出。但香港仍然有其優勢,香港人接納國際化的能力比內地高,步伐也領先他們,同時,香港的制度穩健,思想也較開放。